一场综合经济效益近十亿的体育狂欢盛宴——国足比赛经济学
国足与澳大利亚在“大莲花”(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演的这场焦点战,除结果令人遗憾外,其他各个方面都堪称完美。
“大莲花”的场馆运营,以及杭州市的配套服务,赢得了创纪录的70588名球迷的交口称赞。这场比赛为杭州直接带来的交通、住宿等旅游消费高达3.08亿元。根据我的估算,它所创造的综合经济效益接近十亿这个惊人的数字。
不过,这场比赛在商业层面很难复制,除非国足进入附加赛,且附加赛继续放在“大莲花”等超大型场馆中举行。无论如何,这场价值十亿元的“金元之战”不仅给杭州这座城市带来了真金白银,也切实提振了体育产业的士气。
一场价值十亿的狂欢盛宴
在国内所有职业体育赛事中,国足的世预赛是最具吸金能力的,可能没有之一。国足战澳大利亚,上座人数达到70588,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
根据“青岛发布”提供的官方数据,国足去年在青岛与印尼的比赛,观赛人数3.7万人,其中外地球迷超过2.5万人,约占68%,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超8000万元,综合经济效益约为5亿元。
国足与澳大利亚的比赛上座人数,接近与印尼那场比赛的两倍。根据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本场比赛直接带动包括交通、住宿等旅游消费3.08亿元,门票收入对杭州旅游收入拉动达1:6。
青岛和杭州官方发布的数据口径并不一致,直接经济效益主要包括门票收入,以及比赛日场馆内的餐饮、停车、周边产品等消费所产生的收入,而综合经济效益则是这场比赛所带来的整体收入,囊括了门票、交通、住宿、餐饮以及游玩、购物等收入。
媒体披露,国足打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门票收入约为5000万。参考国足打印尼那场比赛所产生的8000万直接经济效益,国足打澳大利亚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约为1.5亿。这场比赛直接带动的交通、住宿消费3.08亿,加上外地游客过来的其他一系列消费,以及本地球迷的消费,其所带动的间接收益接近8亿并不是一个夸张的推测。总体来说,这场比赛所创造的综合经济效益应该接近十亿量级。
为什么这份荣耀归属于杭州?
非权威数据统计显示,国内能够容纳7万人以上的体育场仅4个,分别是鸟巢(国际体育场,容量9.1万)、“大莲花”(杭州奥体中心,容量8.08万)、广州奥体中心(容量8万)、上海八万人(上海体育场,容量7.2万)。新工体的容量为6.8万,位居第五。
鸟巢和工体都位于北京,出于特殊的因素考量,国足比赛几无可能放在鸟巢或者工体举行。上海八万人附近正在进行地铁修建工程,也在控制上座率,现在申花的主场比赛有部分看台并不对公众开放。国内能够承办国足比赛的体育场比比皆是,但能够容纳7万人球迷的场馆凤毛麟角。
“大莲花”对于世预赛的渴望,从来不是一桩秘密。杭州滨江奥体运营有限公司是“大莲花”的运营方,其股东包括浙江银泰商业集团、橙狮体育和杭州滨江奥体博览城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去年夏天接受我的专访时,橙狮体育董事长兼总经理穆旸就表示,虽然“大小莲花”的文艺演出火爆异常,但“「大莲花」毕竟是一个体育场,需要承接高规格的世界大赛,像国足世界杯预选赛,大家都在抢”。(专访橙狮体育董事长兼总经理穆旸:公司成立第十年,有了新的“小目标”)
当时,国足的世预赛就已经在穆旸的视野之中。一流的硬件条件,杭州亚运会成功举办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杭州政府层面的支持,让“大莲花”对获得世预赛主办权信心满满。之前曾经有传言国足与澳大利亚的比赛会放在重庆举办,但“大莲花”还是笑到了最后。
与“大莲花”共生的奥体商圈可以放大这场比赛的商业潜力。其中,莲荷里是“大莲花”的首个重要配套商业,商业生态布局完善,已经发育为以“演赛展商旅”为核心的复合型消费场景。赛前、赛后,7万多名球迷几乎都与莲荷里的消费场景产生了关联。比赛结束之后,很多记者同行都选择去莲荷里吃宵夜。
国内目前如此完善的场馆配套商圈仅五棵松商圈等少数成熟样本,新工体的配套商圈尚未正式营业。莲荷里对于7万多名球迷消费的拉动功不可没。
杭州政府方面,也为这场比赛提供了大力支持。“大莲花”并不会与中国足协方面分票房,亦即约5000万的票房收入都将归中国足协所有。据我了解,为了筹备这场世预赛,“大莲花”三个月没有承接演出,所有商业包厢也均被征用,根据场租刊例、包厢费用分摊等初步估算直接损失达600万。不过,杭州市政府、“大莲花”所在的滨江区政府方面,也为这场比赛提供了大力支持。尤其是区政府对场地改造提升工作也进行了真金白银的投入。
此外,杭州出众的城市管理能力也赢得了外地球迷的交口称赞。杭州地铁对持票球迷免费,赛后“大莲花”附近的地铁闸口全开,免去安检。同时,球迷们展示门票还能够享受景点打折或免票优惠,还有97家酒店推出了181款球迷专享的优惠产品。很多品牌也主动加入了这场狂欢之中,知味观推出了足球款限定版 “定胜糕”,解百联合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发起 “足球嘉年华活动”。
正因为杭州有“大莲花”这棵“梧桐树”,才引来了世预赛这个“金凤凰”。杭州的软硬件条件,以及出台的相应配套措施,深挖外地球迷在杭州的消费需求,充分释放了“赛事经济”的商业价值。
“十亿”之战为何难以复制?
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杭州,也并不是所有的场馆都叫“大莲花”,所以这场十亿金元之战本身已经成为了极难复刻的样本。
“大莲花”的容量本身就难以企及。何况,绝大多数城市出于安保等因素的考虑,会在门票销售方面保持足够的弹性。国足与澳大利亚之战最初对外销售的门票是67000张,但后来还是临时增加了门票的销售。
从现场的情况看,除了客队球迷看台留出了足够的“隔离带”,其他所有看台几乎都是满负荷运转的状态。70588的上座人数,已经接近“大莲花”容量上限的90%。
比赛的性质也决定了其稀缺性。国足世预赛这种级别的赛事,一年到头最多也就几场的数量,很多城市为此抢破头,足协方面也要做到“雨露均沾”。直播吧消息,国足18强赛最后一轮主场对巴林的比赛大概率放在重庆龙兴专业足球场(两江足球场)举行。这个场馆的容量是6万人,即便到时候中国队仍有出线希望,那场比赛所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也很难达到十亿量级。
而且,对于场馆方而言,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并不是最划算的生意。负责“大莲花”场馆运营的某位负责人去年曾经告诉我,在大型场馆运营中,演唱会、演艺活动是难度最低的,其次是展会,最难的是体育赛事。
“演唱会是一个活动,往往是巡演模式,搭完唱完就撤了;展会的周期比较长,涉及搭建和展示,需要协调搭建进出场,也牵扯到方方面面;体育赛事更复杂,涉及各个环节的人员配合,包括训练、比赛,还要考虑国外运动员的特殊情况,以及媒体等其他方方面面。”该负责人如此表示。
相比较来说,演唱会盈利能力又更加出色。上述负责人表示,大部分体育赛事都是亏钱运营,更多由政府来埋单,“解决办法就是需要大量的市场化的职业赛事,以及商业化赛事的支撑。”
穆旸也坦言:“像「大莲花」这类超大型场馆在体育赛事引进方面确实也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也不仅仅是“大莲花”的独有困境,绝大多数超大型场馆都深陷其中。
上述“大莲花”场馆运营的负责人希望放宽商业赛事的审批,“职业化赛事数量是有数的,商业化赛事的支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育赛事不够的问题。现在职能部门在权限的划分、审批流程上还是不太清楚。”
因为之前C罗、梅西中国行所引发的一系列纷争,整个2024年中国大陆没有一场商业化足球赛事上演。国内超大型场馆,以及专业足球场愿意为体育赛事留出档期,毕竟体育场馆的核心职能若变成了举办演唱会和展会,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何况,从综合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演唱会和展会仍无法与大型体育赛事比肩。
放开商业赛事还会远吗?
不仅仅各大城市和大型场馆对体育赛事“求贤若渴”,欧洲主流联赛和豪门俱乐部也已经“憋得相当难受”了。
去年年底,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西甲联盟主席哈维尔-特巴斯直言,西甲的球队想要来中国大陆比赛,首要条件就是需要得到中国官方的审批许可,“我们希望夏天有更多官方比赛在中国举行,鼓励西甲的一线队、豪门球队来华。”(对话西甲联盟主席哈维尔·特巴斯:帮助中国足球成功是我们的使命)
日前,塞维利亚俱乐部主席卡拉斯科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回应了中国行的问题,对重返中国进行季前赛敞开了怀抱。(对话塞维利亚俱乐部主席卡拉斯科:国际化战略为何以中国为“锚点”?)
去年10月份原定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米兰德比传奇赛,最终流产。赛事主办方后来表示因未向中国足协提交备案手续并完成备案,从而导致比赛无法如期举行。其将矛头对准了中国足协、广西足协、广西体育局。
在此之前,中国足协曾发布国际赛事备案与监管规程。根据规程,擅自组织、参加国际足球赛事将受处罚。此后,商业赛事的审批明显收紧。
现在,放开体育商业赛事是大势所趋。国足世预赛的成功证明了大型体育赛事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各地政府、各大型场馆都“嗷嗷待哺”。体育产业的从业者们亦然,这事关数万甚至数十万人的饭碗。
好消息是,中国政府网昨天发布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关于支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出,进一步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比赛等活动审批和安全许可流程,缩短审批时限,压减审批材料,推广“全程网办”、“一网通办”。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营业性演出、体育比赛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可售(发)票比例。
我们并不确知国足与澳大利亚之战是否对这一政策的出台有启发意义,但它的相关活动审批和安全许可流程进展顺利,也执行了提高体育比赛可售票比例的政策。
“十亿金元”之战一定给其它城市、其它场馆带来足够的震撼。中国足协需要因势利导,在商业赛事的审批方面大开方便之门了。疫情之后,演出市场独美,现在是时候让演出市场和体育赛事比翼齐飞了。










